主持人:杨聪雷

：作为“告别革命”的文化实践，激进年代的符号成为一种不祥之物、一种异质性的威胁需要被抹除；尽管存在着怀念、留恋，仍然需要艰难告别激进年代，这个新的都市市场社会才能顺利运转下去；告别了激进年代，中产阶级才能获得新生，才能与海外精英结合而获取主流意义上的成功。

：九层妖塔、寻龙诀、鬼吹灯、中产阶级

由通俗小说《鬼吹灯》改编而成的电影目前有两部，分别为《九层妖塔》和《寻龙诀》（该文写作之时只有这两部，现在数量已经增加）。这两部影片的出品公司不同，主创人员不同，风格也天差地别，但同样呈现出一种必须“告别革命”才能迎来中产阶级新生的意识形态症候。这延续了原著小说的某种理念，由于电影文化工业的独特生产机制，又呈现出了它自身某种独特的饶有兴味的特点。作为新型市场社会的典型商业影片，其故事讲述的年代和讲述故事的年代互相映照，互为镜像，非常值得仔细剖析。

一、作为不祥之物的“革命”符号

作为两部资本-市场社会的主流商业电影，两部影片都将六七十年代的激进革命符号当作一种异己性的威胁，当作一种引来灾祸或者破坏正常生活的不祥之物，非常典型地展现出当今主流的某种默许的社会认知表达：“对阶级现实与话语的明确拒绝”，仍然是主流社会“‘告别革命’的历史选择中一份重要的文化实践。”[1]

《九层妖塔》的片头，在高原搞建设的时候，每次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想想红军两万五”等阶级话语的时候，总是接着发生唱歌者倒地或者劳动者发病的情况。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在片中的“石油小镇”上，当石油工人们再次唱起延续了六七十年代那种“革命”美学特征的《石油颂》时，怪兽再次从天而降对表演者和观众大肆杀戮。这些看似“假大空”的革命符号与现实中发生的灾难并置在一起，传达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效果，显示了主创者对于这些符号的拒斥，同时也暗示给观众这是一种破坏秩序的威胁，一种必须加以抹除的病变。前面还是斗志昂扬的革命话语表达，后面就是在灾难面前的无助仓皇，借助这样一种细小的意识形态修辞术，主创者轻易地就给对方造成了一种污名化的效果，从而实现了在象征系统内抹除威胁的目的。

《寻龙诀》这类的场面发生在60年代末期，正是历史上那场激进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发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时期。然而影片却抛开其他不表，而选择了“破四旧”这一被今天视为最具破坏性的行为，而且对其进行了漫画式的描摹。为了清除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影片也同样借助了超自然的冥界的力量。伴随着知识青年、红卫兵们疯狂的举动，伴随着“人民群众伟大胜利”的豪言壮语，石像被拉倒了。而此刻拥有先见之明阻止这一疯狂举动的，居然是过去曾被视为革命对象的“牧主分子”。在这个场景中，知青们疯狂而自大，牧主则虔诚而有先知先觉，影片通过这种封闭的自行安排就确认了“牧主”的道义优势是不可置疑的，在后革命年代的今天这一改动极具象征意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一种敌我异位、反认他乡为故乡的社会思潮，这是“为一个曾经被红色历史所边缘化或非法化的阶级/身份重新书写、修改和建构历史合法性”。[2]这种安排将知青们放置在了一种道义上的劣势地位，于是后面他们的死亡也就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天谴”。

伴随着石像被拉倒，大批充满妖异色彩的不明生物突然袭来，那些“革命”群众死的死、逃的逃。他们并没有因此悔改，反而在墓道中再次砸神像而导致日军僵尸复活，最后在打斗中引发爆炸，除了胡八一和王凯旋之外其余全部葬身火海。在这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既然前面拉倒外面的石像已经让众人死伤惨重，他们逃到地下墓道后为什么仍然坚持要毁掉同样会招来灾祸的鬼神像。主创者当然以此确认了他们这是“冥顽不化”，最后当然也是“死有余辜”，只是这种情节安排显然不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由于创作者急需借情节之手来表达自身的意愿，使得人物的行为逻辑和影片的叙事走向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扭曲变形，偏离了人物发展合乎逻辑的轨迹。

这当然是奇幻的故事表达，然而未尝不是清除“革命”符号的意识形态尝试，伴随着怪兽杀人或者僵尸杀人，伴随着一声声爆炸的巨响，这些作为激进年代象征的人和物都遭到彻底毁灭，主流社会的内在恐惧和焦虑也得以消除。看似去政治化的表达背后，总难以脱开特定的意识形态判断——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先通过对政治的“远离”来进行，从而获得一种“客观性”、一种“道德权威性”，这是很多主流商业影片惯用的手法。[3]

二、深情的回望与艰难的告别

影片在将那个年代展示为“疯狂”与“毁灭”的同时，也显示了一种矛盾的层面，或者更为多元的维度——六七十年代同样也是爱情、友情比较真挚的时期，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在那个时期遭遇了自己的恋人，但又都没有结成眷属，从此终身抱憾。

在《九层妖塔》中，胡八一遇到了年轻的军医杨萍，从此一见倾心。两个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守望相助，度过了艰苦的探险生涯，最终来自超自然力量的灾难使得两人长期分离。《寻龙诀》则安排了胡八一在六十年代后期遇到了年轻漂亮的丁思甜，两个人在困难年代产生了纯洁的爱情。但如同上文提到的，在那场砸毁神像引起的超自然的灾难中，丁思甜为了让胡八一和王凯旋逃走，勇敢地牺牲了自己，从此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年代。

异曲同工的是，等到杨萍、丁思甜的形象再度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就变成了对现存社会具有重大威胁的异质性的东西。

在《九层妖塔》中，杨萍再度出现的时候是躺在古墓里，长出了妖兽的爪牙，面目狰狞，几乎难以看到正常人的感情。当她呲牙发威时，连凶猛残暴的妖兽都避让三分。她这个时候被发现是鬼族的后代，拥有统领妖兽的力量，其使命是带领鬼族和妖兽发动反攻，好毁灭人类世界。这个时候的胡八一，尽管对她仍然有万般留恋和不舍，但发现只有消除这个祸乱之源世界才能平静，于是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亲手杀掉了她。杨萍死后妖兽逃遁的无影无踪，原有的社会秩序得以保存。这种情节安排无意间成了一种隐喻——六七十年代的符号再度出现时，就会对当下的社会秩序构成某种威胁，因此必须消除这种颠覆性的因素。当主人公胡八一负担起了这个使命，保卫了元社会免遭威胁，他才作为合格的“羿王”的后裔，被命名为英雄。

影片《寻龙诀》中的丁思甜再度出现时，也不复当年的丁思甜本人。她这个时候代表着某种可怕的难以掌控的妖异力量，躺在棺材中手捧着彼岸花，能将僵尸复活从而大肆杀戮闯入墓中的人类。当胡八一试图毁灭彼岸花时，她幻化成丁思甜的模样诱导胡八一放弃努力：“打碎彼岸花，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在这里丁思甜的形象成了威胁当时人们生命安全的象征，胡八一也是在无穷的愧疚与留恋中突围了出来，毅然打碎了彼岸花从而让僵尸们消解，拯救了深陷危境中的人们。正如胡八一自己所言：“你只是我的幻觉，我的愧疚，我的恐惧，想要把我拉回过去。”胡八一也是努力清除了这种颠覆性的威胁，从而真正从过去的愧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新生。

和《九层妖塔》不同的是，《寻龙诀》对胡八一和丁思甜那个年代的爱情渲染的更多，表现的也更纯美，更让人怀恋。它在表现胡八一与丁思甜诀别时，也更纠结、更痛苦、更矛盾，因此更具有巨大的情感张力，更加动人心弦。然而影片在这里仍然有一处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影片揭示出彼岸花映现出来的只是幻象，不能让人真正死而复活，那为什么它又能让僵尸复活，而且真实地杀死曾经的知青们以及后来试图盗墓的人们？这个影片的裂隙，同时也是其中的意识形态容易自我曝露的地方——僵尸复活只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其清除激进年代的象征而已，它的出现确实无法在逻辑上自洽，只要能消除对激进符号的焦虑即可。

两部影片借着这种告别，也暗示出：激进年代的某些人和事可以怀念，可以留恋，然而它只适合于留存在记忆深处，一旦出现于这个新的资本-市场社会，就是某种引起破坏作用的威胁，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怖，因此那个年代必须永远告别，只有告别它，这个新的社会才能顺利运转下去。这种看似中立化的商业故事讲述，实际上其“隐藏的价值观念结构仍是所谓‘意识形态’的一部分”。[4]

三、中产阶级的新生

告别激进年代和中产阶级的新生有着内在的承继关系，或者说只有告别激进年代，作为新的都市-市场社会的产儿中产阶级才能顺利生活下去。这是两部影片的镜像体系都暗示出来的结论，然而两部影片的话语建构路径却各有各的特点，值得一一勾勒并分析。

《九层妖塔》中的胡八一，心中怀念着杨萍，但又被神秘的守陵人引入了一个未知的知识体系中去。在这里他发现了杨教授和杨萍的“鬼族”身份，也发现了九层妖塔的秘密，发现了“鬼族”反攻的阴谋和自己作为“羿王后裔”的使命。在妖兽横行毁灭了石油小镇之后，胡八一危急时刻杀死了挚爱的杨萍（此时已经成为引领妖兽进攻的鬼族首领），从而平息了这场巨大的灾难。在这里胡八一履行任务时，有一个精神引导人即守陵人，他本人的行动则稍显被动。胡八一的同伴王凯旋更是纯粹的插科打诨角色，对剧情没有太多影响。作为威胁者的“鬼族”被赋予了某种“异族”的色彩，这种异族的色彩和六七十年代的象征符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隐喻。

在《寻龙诀》中，六十年代末的恋人丁思甜为了救胡八一和王凯旋而死，为此两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能释怀。对于胡八一和王凯旋来说，丁思甜这个艰苦年代的姑娘，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记忆。正是由于无法释怀对丁思甜的怀念和愧疚，王凯旋始终没有再找恋人，胡八一虽然和Shirley杨暗通心曲，却无法正常的恋爱结婚。胡八一和Shirley甚至发生了性关系，但总是没法建立起真正的亲密爱情，也无法顺利地走向婚姻殿堂，因为胡八一心中仍然有那个心结，仍然没有真正告别丁思甜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在这里一身戎装作为六七十年代象征的丁思甜，分明构成了阻遏当代中产阶级正常生活的一种病症，一种亟待消除的痼疾。

胡八一和王凯旋远遁大洋彼岸的美国，多年都不愿意提及那个年代的事情，然而这种逃避无助于心结的打开。

后来在大金牙和环球灵修会的诱惑逼迫下，胡八一和王凯旋再度回到二十年前出事的那个墓地，回到丁思甜死亡的地方，再度操起了盗墓这一职业技术。只有通过再次盗墓，再次回到了过去才能真正告别过去，最后在熊熊火焰中，通过和丁思甜幻象的对话，同时也是通过和自身的对话，胡八一才真正确认了革命年代的恋人丁思甜永远也回不来了。他不但自己确认了这一事实，还帮助同伴，帮助更为怀恋丁思甜的王凯旋接受了这一事实：“老王，这都是幻觉，是我们心中的执念。二十年了，放下吧。”影片最后，在漂浮在湖面的棺木中，胡八一向Shirley杨进行了一场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求爱仪式，在不无矫情的气氛中，胡八一单腿下跪，把一枚钻戒戴到了Shirley杨的手指上。至此激进年代真正被告别，中产阶级在废墟上宣告了新生，正如胡八一自己所言：“小丁她牺牲自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着，而不是让我们愧疚一辈子。”创作者要表达的是，作为中产阶级预备军的胡八一是可以战胜内心的恐惧，战胜对丁思甜的愧疚与留恋，从而获得新生的。[5]

在影片《九层妖塔》中，胡八一的使命设定相对简单，他的任务就是清除从六七十年代回来的此时已经成为“鬼族”引领者的杨萍，这个新社会的巨大威胁和破坏者。而在《寻龙诀》中，丁思甜的形象和她对胡八一的影响，远远超过九层妖塔中的杨萍。

在影片《寻龙诀》中对中产阶级主流社会的另一种威胁是“无上尊师”应彩虹所代表的环球灵修会，一个拥有很大资本，拥有很多拥趸，图谋夺取彼岸花而控制众生的邪教团体。邪教团体是资本-市场社会的副产品，它是资本逻辑全面演进导致的压力极大而民众空虚无助的产物。作为这个社会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这个社会的某种威胁，因此它在影片中也必须被抹去，主流社会才能得以消除它带来的焦虑不安。最终宣传灾异的灵修会成员全都被召唤出来的妖异所杀死，真实的邪教被真实的邪魔所杀死，市场社会催生了邪教，同时又在意识形态上宣布抹去了它。

通过影片《寻龙诀》我们知道Shirley杨是一个拥有美国绿卡，有车有房的成功的海外中产阶级人士，其扮演者舒淇的港台身份也在时刻提醒我们这一点。然而这个时尚成功的海外中产阶级人士同时也是著名的盗墓贼，其中产阶级地位的取得和盗墓这一非法行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社会中的巨额财富的获取与非法行经之间的隐秘关系，中产阶级社会的新生与非法盗取之间的难以言传的微妙联系。

影片对盗墓这一行为持一种肯定和赞赏态度，对胡八一、王凯旋和Shirley杨的盗墓技术做了神乎其技的展示，对其业内地位也做了充分肯定。这是都市市场社会的新主流逻辑，就是无论其合法与否，只要足够专业且能获取财富，就是成功的、值得赞赏的。这就是“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把“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合法化了。[6]胡八一告别丁思甜的形象而向Shirley杨求婚，无意间也说明了境内精英只有告别了激进年代，才能与海外精英联合从而共同获取新的主流意义上的巨大成功。

结语

两部影片都制作出品于-年，这正是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向资本-市场社会转型的年代。《九层妖塔》的制作发行公司有中影集团、梦想者电影有限公司、乐视影业，《寻龙诀》的制作发行公司有万达影业、华谊兄弟、光线影业等公司。其制作发行既有民营公司也有中影集团这样的国有公司参与，其中的乐视影业、华谊兄弟都有明显的海外资本参股。[7]

这样就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如今国家、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海外资本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纠缠共生的文艺生产机制。在这种多方力量协作下生产的文艺作品，其批判激进革命的话语不能简单看作一种反国家的意识形态，恰好相反：“在当代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反国家的表象，掩饰了它与新型国家及其合法性的内在联系”，“其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8]因此，本片中的告别革命与中产阶级的新生，都是契合中国向资本-市场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的，是为这个新型社会体系抹除威胁，消除其内在焦虑的。

通过对“革命青年”们反复的漫画式道义谴责，通过借助超自然力量对激进符号的一次次毁灭，通过对主人公的专业技术的反复夸赞，通过对新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财富和生活方式的展望，“革命”年代已然被告别，新的都市市场社会消除了其内在的威胁和焦虑，同时也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主持人简介：杨聪雷，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外影视史。

注释：

[1]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第22页

[2]王冰冰、徐勇：《风声与中产阶级的历史叙事》，《艺术广角》年第1期第39-42页

[3]电影手册编辑部：《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三联出版社年出版，第-页

[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出版第14页

[5]乌尔善：《寻龙诀与类型电影创作实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年第1期，第65-67页

[6]汪晖：《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出版，第69页

[7]彭征：《华谊内幕》，长沙：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8]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年出版，第37-57页